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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QI青委会优秀病历荟萃”作为CBS 2026肺动脉高压与心力衰竭研讨会的核心学术板块,集纳9例肺动脉去神经术(PADN)临床真实应用与随访,以多中心实战经验为镜,系统呈现了青年医者在疑难肺血管疾病诊疗中的思考脉络与实践智慧。通过抽丝剥茧式的病例复盘与深度学术对话,让临床经验在交流中淬炼,让诊疗共识在思辨中凝聚,推动个体化经验向规范化能力转化。板块内容贯通病因溯源、精准分型、治疗决策、介入操作至长期随访全流程管理,直击临床痛点,为肺高压的精准化、规范化与全程化管理注入青年力量。
溯本求源,全程守护

在肺高压诊治及综合管理专场中,辽宁省人民医院段娜教授以《PADN技术扭转乾坤,一年随访获益显著》为题介绍了PADN在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动脉高压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患者房间隔缺损修补术后重度肺动脉高压,经规范双联靶向药物治疗后应答不佳,平均肺动脉压65mmHg仍然居高不下,为进一步控制疾病进展行PADN术。术后即刻平均肺动脉压下降了23%,肺血管阻力下降41.9%。1年随访中,心脏超声提示肺动脉压降幅超50%,右心功能完全恢复正常(TAPSE升至19mm),6MWD显著提升,NT-proBNP恢复正常水平,患者恢复日常活动能力。
段娜教授在总结中强调:对靶向药物应答不佳的PAH患者,及早联合PADN可实现“1+1>2”的协同效应。PADN从神经调控角度切入,与靶向药物的血管舒张作用形成机制互补,为药物疗效“触顶”的患者开辟了新的治疗维度,有望成为PAH联合治疗的新规范标准。

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王青海教授以《拨开ASD术后25年迷雾,靶药+PADN破局》为题分享一例房间隔缺损(ASD)术后远期肺高压患者的诊疗历程。患者接受了外科矫治和靶向药物后,但术后肺动脉高压这一核心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在明确诊断患者伴有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CTEPH)后在药物基础上行PADN术,术后血流动力学持续改善,PVR进一步下降,6分钟步行距离显著提升。
王青海教授指出,本病例揭示了ASD术后迟发性PAH的复杂性——病因并非单一,可能涉及术后残余分流、肺血管重构、血栓栓塞等多因素叠加,需通过多模态评估长期追踪。药物治疗应遵循“早期联合、足量达标”原则,但即使经过充分优化的三联方案,部分患者仍存在残余血流动力学异常。此时PADN可作为重要的补充治疗手段,进一步改善右心结构与功能。该病例再次印证:PADN的治疗应把握“时机先行”的原则——在药物治疗平台期及早联合PADN,而非等待病情恶化后再作为“最后选择”,方能最大化患者的远期获益。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罗俊教授围绕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动脉高压患者的治疗及长期随访展开分享。病例提示,合理把握治疗时机、严格筛选适应症,并将长期随访贯穿诊疗全过程,是巩固治疗效果、改善远期转归的重要保障。
罗俊教授指出,对于先心病相关PAH患者,即使外科手术已成功解除解剖畸形,仍可能存在残余PAH;PADN可作为除药物基础上重要的治疗手段,以进一步降低肺血管阻力,为患者争取持续的临床获益。患者随后成功入组新药临床研究,进入“PADN+靶向药物+新药”三重联合治疗阶段,构建了从药物到介入再到新药的全链条治疗闭环。PADN为外科术后残余PAH提供了“解剖学矫治”之后的功能学干预手段,填补了外科术后PAH管理的治疗空白,为这类患者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新路径。
技精破局,介入无界

在下半场的肺血管介入专场中,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沈文教授从两例患者的诊疗经过出发,探讨PADN在肺高压治疗中的应用价值。两例患者均正值青春年华,传统靶向治疗后活动耐量改善不满意,且患者仍有反复晕厥,日常生活受限,6MWD明显低于同龄人,严重影响学业与社交。两例患者均在靶向药物基础上行PADN。术后患者术后血流动力学持续改善,晕厥未再发作,6MWD明显增加。两例患者随访均显示心功能分级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沈文教授提出,PADN为年轻PAH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在疾病可逆阶段及早干预,有望改变疾病自然病程,让患者回归正常生活。及早治疗、持久获益——PADN为青春续航,为PAH患者提供治疗新选择。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尧逢友教授分享了一例结缔组织疾病相关PAH诊疗及管理经验。患者为31岁女性,干燥综合征相关PAH(重度,WHO III级,高危),PVR高达14.71WU,NT-proBNP :2215ng/ml,合并肾功能不全及肝功能异常。患者在接受多联靶向药物联合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后,效果仍不理想。多系统损害使药物选择受限、剂量调整困难,治疗进退维谷。在与患者充分沟通后,在基础疾病治疗联合靶向药物基础上行PADN。术后血流动力学显著改善,NT-proBNP逐步回落。患者临床症状明显缓解,心功能分级改善,为后续免疫抑制治疗和靶向药物调整创造了更好的基础条件。
尧逢友教授建言:结缔组织疾病相关PAH患者往往面临“原发病+PAH”双重打击,药物耐受性差、治疗选择受限。PADN作为介入治疗手段,不增加全身药物负担,避免了药物相互作用和肝肾毒性,是此类患者的理想治疗补充。PADN为结缔组织病相关PAH患者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为患者带来新曙光。

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贺贵宝教授分享了一例有精神疾病,药物治疗受限的重度PAH患者的诊治与随访。因患者有精神分裂症病史,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及耐受性存在不确定性,药物选择受限,肺动脉压力持续升高,面临“基础疾病+PAH”双重挑战,临床亟需寻求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经与家属的充分沟通,在优化药物治疗基础上,行PADN术。术中血流动力学即刻显著改善:肺动脉收缩压(sPAP)从90mmHg降至71mmHg(降幅22%),肺动脉平均压(mPAP)从51mmHg降至38mmHg(降幅25%),肺动脉舒张压(dPAP)从31mmHg降至21mmHg(降幅32%)。患者自觉“感觉轻松多了,走路好像不喘了”。术后3个月复查,sPAP从92mmHg降至47mmHg(降幅49%),NT-proBNP从1596pg/ml降至111pg/ml(降幅93%),6MWD显著提升,右心结构明显回缩,心功能分级改善。
贺贵宝教授总结道:对于合并疾病复杂、药物选择受限或药物不耐受的PAH患者,PADN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的补充治疗手段。该患者因精神疾病病史使其无法使用需滴定且存在精神副作用风险的靶向药物,PADN的介入价值更为凸显。本病例提示:对于传统药物选择受限或药物治疗触及平台期的PAH患者,及早联合PADN可突破药物局限,实现安全、有效的降压获益。

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的于万德教授,通过四例不同病因的PAH病例层层递进,聚焦PADN治疗时机的选择,直面“何时介入”这一临床难题,并凝练出三点重要启示。
PADN的治疗绝非“最后的选择”,而是“最佳时机”的选择——宜早不宜迟,早期联合远胜于终末期序贯。药物治疗与PADN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更不应将PADN视为药物彻底失败后的“救命稻草”,二者应当同步推进、协同发力。研究表明,已使用三联靶向药物治疗仍处于高危状态的患者,即使再行PADN,预后仍远逊于早期接受联合治疗者——因为疾病一旦进展至终末期,肺血管重构往往已不可逆转,即便奋力一搏,也难以挽回。早期联合治疗的核心价值在于:在疾病尚处于可逆阶段时,以PADN阻断肺血管重构的恶性循环,避免右心功能走向失代偿。
PADN术后良好的血流动力学改善为药物精简创造了条件——通过PADN降低基础肺血管阻力后,部分患者可安全减少靶向药物的种类和剂量,既减轻了经济负担与药物不良反应,又提高了长期治疗依从性。
PADN不仅是有效的治疗手段,更是实现PAH“精准治疗”的助推器。即使在病情危重、治疗选择受限的高危患者中,PADN仍可作为安全有效的治疗补充,因其不增加肝肾代谢负担、不受肝肾功能限制,为合并多器官功能不全的危重患者提供了宝贵的治疗窗口。
归根结底,早期治疗的价值,远胜于晚期的奋力一搏——抓住疾病可逆的“黄金窗口”,让PADN与靶向药物形成协同共进的治疗合力,方能最大程度扭转患者的长期预后。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金博文教授从一例左肺动脉缺如的病例聚焦PADN的个体化应用。患者为青年男性,法洛四联症(TOF)术后,左肺动脉缺如,重度肺动脉瓣反流(PR),右心显著扩大,sPAP显著升高。治疗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与:重度PR需行经导管肺动脉瓣置换术(TPVR)治疗,但sPAP升高使TPVR手术风险极高,形成“必须干预”与“不敢干预”的两难困境。传统方案下此类患者往往被拒之门外,陷入治疗僵局。
团队经多学科讨论后,决定先行PADN降低肺动脉压力。PADN术后即刻血流动力学显著改善,mPAP明显下降,PVR降低,右心负荷减轻。肺动脉压力的有效控制为后续TPVR赢得了宝贵的安全窗口,患者顺利获得进一步干预机会。
金博文教授提出了核心启示:该病例凸显了PADN作为“桥梁”治疗的独特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独立的治疗手段,更能在复杂先心术后肺高压患者中发挥“开路先锋”的作用,为原本无法耐受手术的患者创造安全的手术条件。当肺动脉高压成为外科/介入手术的“拦路虎”时,PADN可先行“降压清障”,让后续治疗成为可能。PADN为患者创造TPVR手术窗口期。

最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陈丹丹教授介绍了靶向药物联合PADN降低肺血管阻力、创造缺损关闭条件的治疗思路。“Treat-Repair-Treat”策略将术前降阻、缺损修复与术后肺高压管理相衔接,为ASD-PAH灰区患者提供了新的路径。两例患者在靶向药物治疗基础上行PADN。第一例患者术后3个月:PASP从72mmHg降至43mmHg,mPAP从46mmHg降至32mmHg,PVR从3.75WU降至3.25WU,Qp/Qs达2.6,RA/RV显著回缩,成功达到封堵标准。第二例患者在术后半年:mPAP从46mmHg降至40mmHg,PVR从6.1WU降至3.9WU,Qp/Qs达2.5,成功实施ASD封堵术(选用26mm封堵器),术后肺动脉压降至22mmHg。两例患者术后均实现药物减负,6MWD增加80-100米,WHO功能分级由III级提升至I-II级,NT-proBNP下降超50%。
陈丹丹教授认为,PADN为靶向药物治疗后仍处于“灰区”的ASD-PAH患者创造了宝贵的“封堵窗口期”——术后2-6个月肺血管顺应性最佳、左向右分流优势进一步放大、右心负荷显著减轻,是实施封堵的最佳时机。序贯治疗模式实现了“药物+PADN”快速达标→择期封堵→继续PH管理的全链条闭环,显著缩短了等待时间、改善了右心重构。临床应抓住这一窗口期立即实施ASD封堵,避免血管再次重构反弹导致机会流失。该策略有望成为灰区ASD-PAH管理的标准化路径,呼吁多学科团队建立标准化流程,惠及更多处于封堵边缘的CHD-PAH患者。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着技术规范、患者筛选、治疗时机及联合策略展开热烈交流。PADN全球临床应用已突破千例,积累了丰富的循证证据与实战经验。病例讨论与学术交锋反复印证三大核心共识:
联合增效,突破药物治疗瓶颈。靶向药物治疗触及平台期是PAH管理的普遍困境,PADN从神经调控源头切入,与靶向药物形成机制互补,联合应用实现“1+1>2”的协同获益,为疗效瓶颈患者开辟新路径。
早期介入,阻断疾病恶化进程。PAH一旦进展至终末期,肺血管重构往往难以逆转。PADN应在疾病初期及早应用,而非作为药物失败后的“最后选择”。早期联合治疗避免右心失代偿,改变疾病自然病程。
降压赋能,创造后续治疗条件。PADN不仅独立有效,更通过降低肺动脉压力,为后续TPVR、ASD封堵等治疗创造安全条件,实现“桥梁价值”。
当中国原创技术积累千例经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种临床理念的革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从单一治疗到联合赋能,PADN正在重新定义PAH管理的未来路径。

本次“CDQI青委会优秀病历荟萃”以肺高压诊治与肺血管介入为核心,系统呈现了临床实践中的真实案例与学术思考。与会专家围绕病例病因的深入挖掘、精准分型的逻辑推演、治疗策略的多维权衡、介入技术的规范操作以及长期管理的持续随访,展开了一场高密度、高质量的学术对话。
病历荟萃中汇聚了多例接受PADN治疗的真实临床案例,涵盖了从术前患者筛选、右心导管精准评估,到术中规范化消融操作、术后长期随访与疗效评价的完整管理链条。这些病例不仅展示了PADN在不同肺高压亚型患者中的个体化应用策略,也通过系统化的数据积累,为这一中国原创技术积累了中国人群的真实世界证据。 通过深入的病例交流,与会专家在经验分享中厘清了诊疗思路,在观点碰撞中凝聚了学术共识。大家深刻感受到,肺高压诊疗水平的持续提升,既依赖新技术不断拓展治疗边界——PADN作为中国原创的介入疗法,正在为既往治疗手段有限的肺高压患者开辟全新的治疗路径;也有赖于循证医学证据的持续积累、规范化评估体系的建立以及长期随访管理的严格落实。
展望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肺高压与心衰、结构性心脏病、影像学等多学科深度协作,持续完善从诊断分型到介入干预再到长期随访的标准化诊疗体系,科学评价并合理应用以PADN为代表的创新技术。通过系统性的病例总结与经验推广,将个体化的临床实践逐步转化为规范化、可复制的诊疗路径,让中国原创的PADN技术真正惠及更广泛的肺高压患者群体,为更多患者带来持续而切实的临床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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